我把自己给了儿子怎么办

自从战后攫取了象征界的“父法”地位，“美国”便已构成六十年代法国电影避无可避的”大他者”。面对这样一个“主人”形象，戈达尔通过《法外之徒》再次施行了一次“主奴辩证法”的颠覆活动，尽显对于美国电影程式的反讽姿态：无论类型元素的反类型运用，还是系列电影的伪系列结局。借用戈达尔自己的修辞，不妨可以把《法外之徒》看作又一次影像施于现实的“复仇”。与经典的”一分钟沉默”相比，随后的舞蹈段落更加含有元电影的维度：画外音与环境音的互相打断，显示出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话语争夺，同时也是回溯性与即时性的视角争夺——电影即各种“斗争”的集合体。另外，放置金钱的三重空间（二层木柜、一层冰箱、底层狗屋）显著体现了戈达尔出色的结构意识。最后的秩序复原蕴含某种失败主义情绪，一条有别于存在主义的新道路正被急切地召唤进场。